2019-5《收获》专栏“锦瑟华年” 愧对钱玄同(王

发布日期:2019-09-16

  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,钱玄同在五四时期于文化的除旧布新上作出的独特贡献,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界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,似乎都对之估计不足。但却长期认为,钱玄同不过敲敲边鼓、呐喊助威而已,因此其存在,也是可有可无的。后来,对钱玄同有了更全面一点的了解,对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有了更深入一些的认识,才意识到,此前对钱玄同的印象、看法,是多么离谱。

 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,相关的论文和专著,即便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作比较详细的叙述,也只字不提钱玄同,这样的情形曾经很普遍。后来,在作比较详细的叙述时,通常会提及钱玄同,但是,如果只是列举少数几个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,一般不会出现钱玄同。

  1940年3月5日,蔡元培在香港逝世,在四川江津的陈独秀闻讯写了《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》,在简略地介绍和称颂了蔡元培的业绩后,说:“五四运动,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,无论是功是罪,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;可是蔡先生、适之和我,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”。①陈独秀强调,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,“思想言论”上的代表性人物,是蔡元培、胡适和他自己。陈独秀没有提及钱玄同。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,他的话当然具有极大的权威性。不过,他的这个说法,却未必与历史事实十分符合。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当然极其重要、无可代替,但却并不主要体现在“思想言论”上。若论“思想言论”上的影响,钱玄同可能远大于蔡元培。

  不能断定是陈独秀为后来的叙述和阐释者定了调。但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叙述者和阐释者,在列举这场运动最主要的代表性人物时,的确鲜有提及钱玄同者。

  钱玄同未能博得后来的人充分的好感和敬意的原因之一,是被视作五四高潮过后的颓唐者、落伍者。例如,任访秋发表于1981年的《钱玄同论》,便说:

  “五四”高潮过后,《新青年》团体散掉了,正如鲁迅所说的:“有的高升,有的退隐,有的前进”(《自选集自序》)。钱玄同正是属于第二种人,于是退回书斋,专力于学术的研讨。②

  任访秋是钱玄同任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时的学生,他的话似乎也有权威性。其实,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何种贡献,与他后来是否“退隐”,没有什么关系。正如一个战士在某次战役中的表现,与他是否参加了后来的战斗没有关系一样。再说,断言钱玄同五四高潮过后便“退隐”了,也未免有些轻率。

  至于我自己,之所以对钱玄同长期误解,除了受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研究影响外,还受到鲁迅影响。鲁迅曾经几次嘲讽过钱玄同,这便影响了我对钱玄同的看法。其实,我对钱玄同的误解,却是源于对鲁迅的误解。我曾经以为,鲁迅对钱玄同是很蔑视甚至憎恶的。而真实的情形并非如此。鲁迅一直高度评价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独特贡献,只不过,鲁迅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嘲讽钱玄同的几句话被我记住了,而鲁迅赞颂甚至感激钱玄同的更多的话,却被我忽略了。

  关于钱玄同被误解、被冷落甚至被侮蔑的原因,一时说不清。先说说我现在所认识的钱玄同。钱玄同先生于1939年1月17日因脑溢血而辞世。今年,是2019年。聊以此文纪念钱玄同逝世八十周年。

  谈钱玄同的文化贡献,我想先谈谈他在新式标点符号确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。很少有人谈论钱玄同在这件事上的功勋,即便是那种热情揄扬、称颂钱玄同的著述,也往往对此事忽略不提,似乎这是一件不值一提的细事。但我却固执地认为,五四时期新式标点符号的确立,是思想文化方面的一件大事,或者说,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成就之一。

  说中国本来也有标点符号,似乎也能找到根据;说中国本来没有标点符号,好像也能成立。刘炜、侯民吉等人在《汉语标点符号发展述略》中说,中国古代本无“标点”一语。表示句子的停顿、完结之意的符号,被称作“离经”“句读”“圈点”。用得最多的应该是“句读”一说。中国古代虽有类似于今天的标点符号的东西,但毕竟太简陋,只有那么两三种。所以,如果取“标点符号”之广义,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已有标点符号;但如果取“标点符号”之狭义,则应该认为中国古代并无标点符号。③

  杨择令在《从新式标点符号的制订看五四时期我国学者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》一文中,有这样的论述:

  五四运动以前,我国所用的书面语言是文言文,正宗的文言不分段,不着标点,封建统治者利用这种语言形式,来垄断文化,以达到其愚民之目的。与此同时,一切下层读书人、抄书人、刊刻坊间以及直接从事文字工作的士人又每刻都在制造标点符号、使用标点符号,以利应用和阅读。④

  这样解释中国古代标点符号一直难以系统产生的原因,就颇为深刻了。一个“聪明智慧”的民族,一个语言文字老早就很发达的民族,竟然几千年间行文不分段,更没有产生系统的标点符号,并非才智所限,而是专制统治者刻意制造阅读的难度。在古代,垄断了语言文字,也就垄断了思想文化,而这是长期维持专制统治所必须的。因为只有垄断了思想文化,才能有效地愚弄民众。而只有有效地愚弄民众,才能有效地进行专制统治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新式标点符号的确立以及整个白话文运动,都决非纯粹的语言形式问题。

  民间对标点符号的执着的创造,说明标点符号有多么不可或缺。但民间的标点符号创造,是与统治者之间的一种博弈,一种较量。正因为非但不被统治者所支持,反而总是受到压制,所以,几千年间,民间创造的标点符号总停留在粗疏、鄙略和不成系统的阶段,而且,并非直线式的发展、进步。几千年间广泛意义上的标点符号的创造使用,表现出一种回旋曲折的方式。这道理很简单,读书人如果想走上仕途,就必须让自己远离标点符号,非但不能创造,也要时刻警惕对标点符号的使用。例如在科举时代,在科举考试中,一不小心使用了标点符号,那就成为科场笑话了。即便已然置身仕途,如果在公文和私信等场合无意间使用了标点符号,也是很丢人的事,于自己立身处世颇有害。所以,大抵一个朝代,如果文化控制比较地宽松些,民间对标点符号的创造和使用就会活泼些;而如果一个朝代思想文化控制特别严酷,民间对标点符号的创造和使用就稀少些。杨择令指出,民间标点符号的创造和使用,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。到了唐宋时期,“句”和“读”成了约定俗成的两种通用符号。“句”便是以一个圆圈表示一句话的结束。而“读”则是以一个形似今天顿号的符号,表示句子中间的停顿,起着今天的逗号、分号、顿号、冒号等多种作用。而明代以后,标点符号的使用非但未能发展、丰富,倒走了回头路,变得更简陋,即人们往往只用或圈或点一种符号断句,一篇文章要么一圈到底,要么一顿到底。直到《新青年》开始使用新式标点前,都是如此。⑤明清时期之所以在标点符号的创造和使用上走了回头路,是因为明清的文化专制较唐宋严酷得多。

  新式标点符号的创造和使用,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便开始了。刘炜、侯民吉等人在《汉语标点符号发展述略》中说,最早将西方主要标点形式及其用法介绍到中国的,是从事翻译和外交工作的张德彝,他于1868年至1869年完成的《欧美环游记》对西式标点符号做了引介。此后,王炳耀的《拼音字谱》(1897)、卢戆章的《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》(1906)、朱文熊的《江苏新字母》(1906)等著述,以借鉴古代、引入西方和自我创造的方式,拟定了汉语标点符号方案。而严复的《英文汉诂》(1904)和鲁迅、周作人合译的《域外小说集》(1909),则“开启了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之先河”⑥。但这些对于新式标点的创设和使用,总体上是零碎的和混乱的。而“第一个系统谈论句读改革的人是胡适”⑦。胡适在美国求学期间,就开始了对汉语标点符号创设和使用的系统思考。从1914年起,就经常在日记里表达这种思考。1915年8月2日,胡适写成《论句读及文字符号》一文。当天日记中,胡适写道:“为《科学》作一文《论句读及文字符号》,凡三昼夜始成,约一万字。”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文章的“节目”,最后说:“吾之有意于句读及符号之学也久矣,此文乃数年来关于此问题之思想结晶而成者,初非一时兴到之作也。”⑧该文于1916年初发表于《科学》杂志二卷一期。《科学》杂志由中国科学社主办,而中国科学社是其时留美学生赵元任、任鸿隽、杨铨等人创办的民间学术组织。胡适在文章中强调了标点符号的重要,他特别指出:“无符号则文字之用不能及于粗识字义之人,而教育决不能收普及之效。”在欧美诸国,普通民众,只要过了识字关,手里有一本字典,则无书不能看,因标点符号细致完备,书报皆意旨分明。而在中国,即便识了许多字,即便手里有一本字典,也未必能自由地读书,因为还有“断句”之难。⑨

  王彬彬,1962年11月生,安徽省望江县人。1978年7月参加高考,进入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日本语专业学习,1982年7月毕业,获文学学士学位,并进入南京军区司令部工作。1986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,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,1989年直接升入同一专业博士学位攻读阶段,1992年7月从复旦大学毕业,获文学博士学位,回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。1999年5月转业到南京大学任教。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,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。兼职任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,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,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,江苏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,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,茅盾文学奖评委。出版著作有《在功利与唯美之间》《为批评正名》《城墙下的夜游者》《一嘘三叹论文学》《文坛三户》《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》《并未远去的背影》《鲁迅内外》《鲁迅晚年情怀》《应知天命集》《新文学作家的修辞艺术》《顾左右而言史》《八论高晓声》等二十多种,获得多奖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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